第二十五章 寻回财产(第1/3页)
当我到了里斯本后，通过打探询问，出乎意料的是，我竟找到了当年的老朋友，就是第一次把我从非洲海岸救起的那位船长。他现在已经年迈，不再出海了，让他那已步入中年的儿子接管了他的大船，继续做巴西的生意。老人已认不出我了，实际上，我也几乎认不出他了。但我不久辨认出了他，当我告诉他我是谁时，他也认出了我。
旧友相逢，我们很热情地叙谈了一番，接着，我便向他问起了我的种植园及合伙人。老人告诉我，他已有九年不在巴西了。但他可以向我保证，他离开时，我的合伙人还活着。但我委托的那两个同他一起的代理人都已经去世了。不过，他相信我可以得到一份关于种植园收益的详细账目。因为大家都认为我已经出事淹死了，于是我的几位代理人便把我那部分种植园收入报告给了税收官。税收官已经预先作了安排，如果我不再回来申请的话，我的财产三分之一给国王，三分之二给圣奥古斯汀修道院，用来救济穷人和向印第安人传教；但如果我回来，或是任何我的遗产继承人申请的话，财产就可归还，只是年年上交作慈善用的那一部分不能返还了。但他向我保证，政府征管田税的官员，修道院的司事一直都监督着种植园的收益。我的合伙人，每年都要交一份详细的收入报告，并把我的那一部分一并支出上交。
我问他是否知道种植园发展到了什么程度，问是否值得我去照料一下，以及到那里后，要正当得到属于我的那一部分财产是否会遇到什么麻烦。
他说，他不能准确地告诉我种植园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但他知道，我那合伙人仅拥有其中的一半股份便已成为一名巨富。而且，就他细细想来，国王的那三分之一部分，好像是给了一些修道院或宗教机构，听说每年总计也达200葡金之多，至于我是否能够平稳地收回种植园的所有权，那是不成问题的。我的合伙人现在还活着，可以证明我的所有权，我的名字也早已注册在国家的登记簿上。他还告诉我，我那两个代理人的后代都是非常公正而诚实的人，而且都很富有。他相信他们不仅能帮助我，得到我的财产，而且会直接给我大笔本属于我的现金，因为那是他们的父辈在掌管种植园时支出的我每年的收入。据他回忆，把它交出去，大约有12年了。
我对这件事情未免有些烦躁不安，便询问老船长，既然我的代理人知道我已立下遗嘱，让这位葡萄牙船长做我的全权继承人，他们又怎么可以这样处理我的财产呢？
他告诉我事实确实如此，但鉴于没有我死亡的确切证明，在没有弄清我是否死亡的情况下，他便不能作为我遗嘱的执行人。此外，他也不愿参与这远隔重洋的事。事实上他已注册过我的遗嘱，并声明了他的继承权。只要他能拿出我死亡的证明，那么他早已理所当然地可以接管我的糖厂了，并交由他现在在巴西的儿子去管理了。
“但是，”老人又说，“我还要告诉你一条消息，听起来不能像其他的消息那样容易让你接受。就是，我们认为你已经去世了，人们都这样认为时，你的合伙人和代理人确实曾把你开始七八年的利润交给我，我也都接受了。但是那个时期种植园正需要增加设备，建立糖厂，购买奴隶，所以利润没有后几年这样大。”老人接着说，“我将把我所收到的利润以及我是怎样处理的列一个详尽的账目给你。”
和这位老朋友进一步交谈了几天后，他便把种植园头六年的收入账目给了我，上面有我的合伙人及代理人的签字，而且交的都是货物，有成捆的卷烟，成段的蔗糖，还有糖厂产的糖蜜等。通过账目，可以看出，收入每年都有显著增长，但正如前面所说，由于支出很多，所以起初数目不大。但老人让我知道，他总共还欠我470葡萄牙金币，还有60箱蔗糖，30捆烟叶损失在他的船上。那是大约我离开11年后，因为他回里斯本时船只出了事的缘故。
然后这善良的老人又向我诉说起他不幸的遭遇，讲起他怎样不得已而动用了我的财产，在一条新船上入了股。“可是，老朋友，”他说道，“你需要时，钱还是有的。等我儿子回来，我会还给你的。”
说着，老人又拿出一条旧布包，给了我160个葡萄牙金币，并把他儿子开到巴西去的那只船上的股权出让单拿出来。他在船上有四分之一股权，他儿子也有四分之一股权。
我为老人的善良诚实大受感动，不能自己。我想起了他曾为我做过的所有事情，想起他怎样把我从海上救起，想起他不论何时总是对我那样慷慨大度，尤其是现在还是我真挚的朋友。我听了他的话，忍不住抽泣起来。于是，我开始问他，以他目前的处境，能否立即抽出这么多钱，这样是否会把他的生活搞得很紧张。他说当然会紧张点，但这毕竟是我的钱，而我比他更需要钱。
老人说的一切都充满友爱，使我听得热泪盈眶。到最后，我只要了100葡币，并要了纸笔给他写了收据。然后，我把剩余的钱都给了他，告诉他如果我能收回种植园，我将把这100元也全给他。实际上，我后来确实这样做了。至于他在他儿子船上那部分股权的出让单，我怎么也不肯收下。我想如果我需要钱，这个诚实的人一定会付给我的。如果我能收回他认为我有理由收回的种植园，我绝对不会再向他要一分钱。
这之后，老
旧友相逢，我们很热情地叙谈了一番，接着，我便向他问起了我的种植园及合伙人。老人告诉我，他已有九年不在巴西了。但他可以向我保证，他离开时，我的合伙人还活着。但我委托的那两个同他一起的代理人都已经去世了。不过，他相信我可以得到一份关于种植园收益的详细账目。因为大家都认为我已经出事淹死了，于是我的几位代理人便把我那部分种植园收入报告给了税收官。税收官已经预先作了安排，如果我不再回来申请的话，我的财产三分之一给国王，三分之二给圣奥古斯汀修道院，用来救济穷人和向印第安人传教；但如果我回来，或是任何我的遗产继承人申请的话，财产就可归还，只是年年上交作慈善用的那一部分不能返还了。但他向我保证，政府征管田税的官员，修道院的司事一直都监督着种植园的收益。我的合伙人，每年都要交一份详细的收入报告，并把我的那一部分一并支出上交。
我问他是否知道种植园发展到了什么程度，问是否值得我去照料一下，以及到那里后，要正当得到属于我的那一部分财产是否会遇到什么麻烦。
他说，他不能准确地告诉我种植园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但他知道，我那合伙人仅拥有其中的一半股份便已成为一名巨富。而且，就他细细想来，国王的那三分之一部分，好像是给了一些修道院或宗教机构，听说每年总计也达200葡金之多，至于我是否能够平稳地收回种植园的所有权，那是不成问题的。我的合伙人现在还活着，可以证明我的所有权，我的名字也早已注册在国家的登记簿上。他还告诉我，我那两个代理人的后代都是非常公正而诚实的人，而且都很富有。他相信他们不仅能帮助我，得到我的财产，而且会直接给我大笔本属于我的现金，因为那是他们的父辈在掌管种植园时支出的我每年的收入。据他回忆，把它交出去，大约有12年了。
我对这件事情未免有些烦躁不安，便询问老船长，既然我的代理人知道我已立下遗嘱，让这位葡萄牙船长做我的全权继承人，他们又怎么可以这样处理我的财产呢？
他告诉我事实确实如此，但鉴于没有我死亡的确切证明，在没有弄清我是否死亡的情况下，他便不能作为我遗嘱的执行人。此外，他也不愿参与这远隔重洋的事。事实上他已注册过我的遗嘱，并声明了他的继承权。只要他能拿出我死亡的证明，那么他早已理所当然地可以接管我的糖厂了，并交由他现在在巴西的儿子去管理了。
“但是，”老人又说，“我还要告诉你一条消息，听起来不能像其他的消息那样容易让你接受。就是，我们认为你已经去世了，人们都这样认为时，你的合伙人和代理人确实曾把你开始七八年的利润交给我，我也都接受了。但是那个时期种植园正需要增加设备，建立糖厂，购买奴隶，所以利润没有后几年这样大。”老人接着说，“我将把我所收到的利润以及我是怎样处理的列一个详尽的账目给你。”
和这位老朋友进一步交谈了几天后，他便把种植园头六年的收入账目给了我，上面有我的合伙人及代理人的签字，而且交的都是货物，有成捆的卷烟，成段的蔗糖，还有糖厂产的糖蜜等。通过账目，可以看出，收入每年都有显著增长，但正如前面所说，由于支出很多，所以起初数目不大。但老人让我知道，他总共还欠我470葡萄牙金币，还有60箱蔗糖，30捆烟叶损失在他的船上。那是大约我离开11年后，因为他回里斯本时船只出了事的缘故。
然后这善良的老人又向我诉说起他不幸的遭遇，讲起他怎样不得已而动用了我的财产，在一条新船上入了股。“可是，老朋友，”他说道，“你需要时，钱还是有的。等我儿子回来，我会还给你的。”
说着，老人又拿出一条旧布包，给了我160个葡萄牙金币，并把他儿子开到巴西去的那只船上的股权出让单拿出来。他在船上有四分之一股权，他儿子也有四分之一股权。
我为老人的善良诚实大受感动，不能自己。我想起了他曾为我做过的所有事情，想起他怎样把我从海上救起，想起他不论何时总是对我那样慷慨大度，尤其是现在还是我真挚的朋友。我听了他的话，忍不住抽泣起来。于是，我开始问他，以他目前的处境，能否立即抽出这么多钱，这样是否会把他的生活搞得很紧张。他说当然会紧张点，但这毕竟是我的钱，而我比他更需要钱。
老人说的一切都充满友爱，使我听得热泪盈眶。到最后，我只要了100葡币，并要了纸笔给他写了收据。然后，我把剩余的钱都给了他，告诉他如果我能收回种植园，我将把这100元也全给他。实际上，我后来确实这样做了。至于他在他儿子船上那部分股权的出让单，我怎么也不肯收下。我想如果我需要钱，这个诚实的人一定会付给我的。如果我能收回他认为我有理由收回的种植园，我绝对不会再向他要一分钱。
这之后，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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