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帝国的启蒙：明朝历史的裂变 > 2 伟大的心学
2 伟大的心学(第1/3页)
成化王朝是明王朝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正是在这个时期基本结束了朱元璋一百年来禁锢帝国的政策，从此帝国又重新恢复到唐宋元的那种自由、奔放的年代，商业开始复苏、城市开始繁华、思想文化开始活跃、士绅的生活开始奢靡，在这个社会整体松动下，起到稳定、凝聚作用的理学思想也开始摇摇欲坠，它必将被更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思想所代替。悄悄告诉大家，本书首发，想更快阅读，百度搜索就可以了。
陈献章是广东新会县人，应该是出身于一个中等士绅家庭，祖父、父皆是读书人，后来家道中落，父亲在他还没有出世的时候便已去世，23岁的母亲终身守节将其带大。陈献章自幼聪颖，19岁中举人，但由于作品“离经叛道”，故而两次会试都不中，既然仕途走不通，那就走学问这条道路。
当时南方最有名望的大儒是吴与弼，吴与弼在理学上有些成就，开创了“崇仁学派”，吴与弼的学说强调身心的体验，无论是吴与弼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历史走到了这一步，中国的学术界已经集体滑向陆九渊提倡的心学思想，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陈献章对吴与弼仰慕已久，他跋山涉水来到吴与弼居住的江西省崇仁县，在那里两人确立了师徒关系，跟陈献章在一起学习的有很多人，都是南方数省的儒生。虽然吴与弼与陈献章都是心学的流派，但献章的思想更加奔放，所以竟跟吴与弼有些格格不入，两人的师生缘分只持续了一年便草草收场。
陈献章回到家乡新会县白沙村，在小庐山脚下特地建了一间书舍，从此潜下心来读书。献章读书的环境非常好，背靠小庐山，前面就是白沙河，如此春去秋来、寒暑易节，竟然过了十个春秋。
陈献章闭关既出，俨然已成一家，他随即宣布将在白沙村开馆讲学，消息传出整个广东轰动，各处学子纷沓而至，把个小小的白沙挤得是水泄不通。一来陈献章是吴与弼的弟子，二来岭南之地大儒本就少，三来陈献章闭关十年，人人皆知，一朝出关，必是学有所成，悟有所成。
陈献章虽然被划定为思想家，但他有所成就的还是他的教育家身份以及教学方法，陈献章的教学方法总结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曰静、二曰疑、三曰独。“静”是指读书之前先静坐，让身心平静下来；“疑”是在读书过程中要存疑，要有怀疑权威的精神；“独”是指在读书过程中要坚持独立思考的方法，这样才能够获得真知。陈献章的这三种读书方法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不迷信经典，敢于破除前人的权威，从而获得自己的方法论，以及对世界观的认识。我们可以从这三点看出，陈献章所提倡的做学问方法明显带有以自己的内心为中心的特点，从而具备了心学理论的雏形。虽是如此，但吴与弼、陈献章的理论远没有达到南宋心学大师陆九渊的高度，吴、陈思想充其量只是对心学的一次初探，但也是在学术界沉闷的大明朝响起一记惊雷。陈献章和他所创立的“江门学派”不仅轰动了广东，更是轰动了帝国，远在京城的朱见深和朝堂上的那些士大夫们也听说了他的名头，在这一刻，命运之神似乎在向他招手。
成化二年，陈献章经翰林院庶吉士刑让推荐，于朝堂上当场考试，献章现场作《此日不再得》一诗，献章泼墨挥毫、一蹴而就，众人皆惊，以为真儒复出。接下来，陈献章被推荐入吏部当一司吏，虽说入了吏部，但献章担任的只是一个抄写文书的低级小吏，虽然名声赫赫，但陈献章的学说跟占统治地位的理学思想格格不入，所以遭到保守儒生的排斥，四年后献章参加会试仍没能中，便辞去官职回到家乡仍旧进行他的学问研究。
数年后，陈献章受宪宗皇帝诏见再次入京，但京城依然没有他的舞台，他依然不为同僚们接纳，献章写下一份《乞修养疏》给皇帝，要求回家奉养老母，事到如今，皇帝只好给予献章一个翰林院检讨的官衔允其回乡侍奉老母，按月领取禄米。
无论陈献章如何知名，也无论他如何努力，再无论上至帝王下至各级官员如何支持他，他还是不容于大明官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虽然历史到了成化年，社会风气有了明显改观，学术界的思想开始松动，但我们的明王朝正处在新旧交替之际，保守势力依然强大，一切所需要的仍是时间。帝国虽然失去了一名进士，但得到了一名思想家，这对于帝国来说却是福分。
虽然陈献章一直未能真正踏入官场，但他所教的成千上百的学生中有很多日后跻身官场，并成为大明帝国的中枢人才，而这些学生无疑带来了他的思想与读书方法的传播。
后吴中诗派的诗作风格只是从一个细枝微叶的地方反映出明代中期士风的变化，除此之外，心学的风靡乃至发展到与理学相庭抗礼的地位才真正反映出思想领域解放的开始。
我们这个庞大而悠久的国家难以用技术治理，只能依靠一种行为规则来维持秩序的稳定，此种治理方法最简单、省事，就好比建房子的时候你做好一个模子，然后直接往里面灌水泥。这种规则就是儒家所规定的伦理道德，当一个人守孝道的时候，他自然不会犯上作乱，所以一个简单的“孝”字就能令我们这个国家井井有条，当一切都规则化的时候，每个人只需按步就班的生活。几千年的华夏就是在这种传承中度过的。
虽
陈献章是广东新会县人，应该是出身于一个中等士绅家庭，祖父、父皆是读书人，后来家道中落，父亲在他还没有出世的时候便已去世，23岁的母亲终身守节将其带大。陈献章自幼聪颖，19岁中举人，但由于作品“离经叛道”，故而两次会试都不中，既然仕途走不通，那就走学问这条道路。
当时南方最有名望的大儒是吴与弼，吴与弼在理学上有些成就，开创了“崇仁学派”，吴与弼的学说强调身心的体验，无论是吴与弼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历史走到了这一步，中国的学术界已经集体滑向陆九渊提倡的心学思想，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陈献章对吴与弼仰慕已久，他跋山涉水来到吴与弼居住的江西省崇仁县，在那里两人确立了师徒关系，跟陈献章在一起学习的有很多人，都是南方数省的儒生。虽然吴与弼与陈献章都是心学的流派，但献章的思想更加奔放，所以竟跟吴与弼有些格格不入，两人的师生缘分只持续了一年便草草收场。
陈献章回到家乡新会县白沙村，在小庐山脚下特地建了一间书舍，从此潜下心来读书。献章读书的环境非常好，背靠小庐山，前面就是白沙河，如此春去秋来、寒暑易节，竟然过了十个春秋。
陈献章闭关既出，俨然已成一家，他随即宣布将在白沙村开馆讲学，消息传出整个广东轰动，各处学子纷沓而至，把个小小的白沙挤得是水泄不通。一来陈献章是吴与弼的弟子，二来岭南之地大儒本就少，三来陈献章闭关十年，人人皆知，一朝出关，必是学有所成，悟有所成。
陈献章虽然被划定为思想家，但他有所成就的还是他的教育家身份以及教学方法，陈献章的教学方法总结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曰静、二曰疑、三曰独。“静”是指读书之前先静坐，让身心平静下来；“疑”是在读书过程中要存疑，要有怀疑权威的精神；“独”是指在读书过程中要坚持独立思考的方法，这样才能够获得真知。陈献章的这三种读书方法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不迷信经典，敢于破除前人的权威，从而获得自己的方法论，以及对世界观的认识。我们可以从这三点看出，陈献章所提倡的做学问方法明显带有以自己的内心为中心的特点，从而具备了心学理论的雏形。虽是如此，但吴与弼、陈献章的理论远没有达到南宋心学大师陆九渊的高度，吴、陈思想充其量只是对心学的一次初探，但也是在学术界沉闷的大明朝响起一记惊雷。陈献章和他所创立的“江门学派”不仅轰动了广东，更是轰动了帝国，远在京城的朱见深和朝堂上的那些士大夫们也听说了他的名头，在这一刻，命运之神似乎在向他招手。
成化二年，陈献章经翰林院庶吉士刑让推荐，于朝堂上当场考试，献章现场作《此日不再得》一诗，献章泼墨挥毫、一蹴而就，众人皆惊，以为真儒复出。接下来，陈献章被推荐入吏部当一司吏，虽说入了吏部，但献章担任的只是一个抄写文书的低级小吏，虽然名声赫赫，但陈献章的学说跟占统治地位的理学思想格格不入，所以遭到保守儒生的排斥，四年后献章参加会试仍没能中，便辞去官职回到家乡仍旧进行他的学问研究。
数年后，陈献章受宪宗皇帝诏见再次入京，但京城依然没有他的舞台，他依然不为同僚们接纳，献章写下一份《乞修养疏》给皇帝，要求回家奉养老母，事到如今，皇帝只好给予献章一个翰林院检讨的官衔允其回乡侍奉老母，按月领取禄米。
无论陈献章如何知名，也无论他如何努力，再无论上至帝王下至各级官员如何支持他，他还是不容于大明官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虽然历史到了成化年，社会风气有了明显改观，学术界的思想开始松动，但我们的明王朝正处在新旧交替之际，保守势力依然强大，一切所需要的仍是时间。帝国虽然失去了一名进士，但得到了一名思想家，这对于帝国来说却是福分。
虽然陈献章一直未能真正踏入官场，但他所教的成千上百的学生中有很多日后跻身官场，并成为大明帝国的中枢人才，而这些学生无疑带来了他的思想与读书方法的传播。
后吴中诗派的诗作风格只是从一个细枝微叶的地方反映出明代中期士风的变化，除此之外，心学的风靡乃至发展到与理学相庭抗礼的地位才真正反映出思想领域解放的开始。
我们这个庞大而悠久的国家难以用技术治理，只能依靠一种行为规则来维持秩序的稳定，此种治理方法最简单、省事，就好比建房子的时候你做好一个模子，然后直接往里面灌水泥。这种规则就是儒家所规定的伦理道德，当一个人守孝道的时候，他自然不会犯上作乱，所以一个简单的“孝”字就能令我们这个国家井井有条，当一切都规则化的时候，每个人只需按步就班的生活。几千年的华夏就是在这种传承中度过的。
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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