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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业革命与明朝的无产阶级工人运动(第1/2页)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运动从来就是跟资本主义相伴随而产生的，的确是这样，自从资本主义产生的那天起，就诞生了埋葬它的阶级——无产阶级。悄悄告诉大家，本书首发，想更快阅读，百度搜索就可以了。大约从16世纪开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农民脱离土地进入城市，而随着市场的扩大，一些商人开始投资生产规模，两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在帝国出现。而这无疑推动了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城市，私营手工业开始成压倒性态势，而所有这一切又推动生产技术的革新。
缫丝的缫车比元代更精良和完善，已研制成功一人执，二人专打丝头，二人主缫的大缫车。《天工开物》记载的花机高一丈六尺，由两人共同操作，提花小厮坐在花楼上提花，织工门楼下织丝，两人配合可织出各种花纹的丝织品。福建织工林洪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织机 ，叫作改机，把五层经丝改为四层经丝，从而织成比过去更细薄耐用的新品种。而棉纺织工具如搅车、纺车、织机也均有改进。元代搅车二人掉轴，一人喂上棉英，用工多、效率低。明代各种新型搅车，乃句容式，一人可当四人；太仓式，两人可当八人。有的地方还使用水力纺纱车。我们知道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蒸汽机的发明、应用为标志，而蒸汽机的开端却是以18世纪珍妮机的发明和应用，而前面所讲述的这些16世纪的明代纺织机器无疑比珍妮机的纺纱效率提高百倍，这些都使得工业革命在16世纪的明王朝已经出现，而这一切都是由于城市化和海外市场扩大的结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经开始解体。
纺与织分离，甚至是织与耕分离。农村人口在减少，城市人口在扩大；宁静在农业文明在衰退，喧嚣的工业文明在兴起。社会的生产组织形式发生变化，分工与协作越来越取代零散与个体，所有这一切无不显示出工业革命的特点。
与城市化进程和生产工具革新相伴随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城市寻找工作，大片的市镇在江南一带拔地而起，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城市集中，从而带来消费品市场的进一步扩大。你来到任何一个城镇，都可以找到当地的同乡会或者人才中介所，将黄册压在那里，有人帮你找工作，而且这种同乡会所或者职业介绍所还能够提供简单的住宿和饭食。
在每个市镇里都有行会，瓦匠行业有瓦匠行会，丫鬟行业有丫鬟行会，脚夫行业有脚夫行会，织工行业有织工行会，他们定期碰头开会，交流信息，制定行业最低工资标准和工伤补偿标准，或者联合起来罢工对雇主施压，明朝把这种说法叫作“奴变”，在这种强大工会组织的压力下，当19世纪的美国工人还在为每天8小时工作制奋斗的时候，在17世纪的明王朝，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失业救济制度和破产保护制度，以及劳动保护行规。
《明神宗实录》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
万历三十一年正月，黧面短衣之人，填街塞路，持揭呼冤。今者，萧墙之祸四起，有产煤之地，有做煤之人，有运煤之夫，有烧煤之家，关系性命，倾动畿甸。
原来这件事情讲的是北京西山煤矿的矿工在天安门前散步的事情，因为万历二十六年，皇帝派了一个叫王朝的宦官前往西山收税，此次矿工游行就是因为征税事件引起的，矿主为了少交税，将矿工工资压低，又将矛头往矿监身上扯，并煽动工人游行以向当局施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17世纪前后的这场反对矿税的斗争，不光是地方官员和资产阶级参与进来，而且是具备雇用身份的无产阶级工人也参与进来，从而使得这场斗争彰显出了一种大的社会变革。而万历二十九年的那场苏州民变无疑将这一切推向了顶峰。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苏州税监孙隆开始向机户收税，规定每机一张，税银三钱；每缎一匹，税银五分；每纱一匹，税银两分。按照一两银子等于十钱银子，一钱银子等于十分银子的比价来算，再加上丝绸较高的售价，这点税根本算不上什么。但对于长期习惯于低税率的机户来说，他们却无法忍受，于是便纷纷关闭门户以示抗议，这样导致苏州城内一万余名的织工、纱工、染工失业，失去生计的这些雇工很快将矛头对准了税监，而不是他们的雇主。在封建体制还没有解体的情况下，在工业革命还没有开展情况下，在大型手工工场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劳资双方的矛盾还没有到普遍与尖锐的程度，或许他们还要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封建的世袭体制，无论这种方式是柔性的，还是革命性的，它都能够反映17世纪明王朝所产生的那种悄悄裂变。
六月初六，机工徐元、顾云、钱大、陆满带领二千人推昆山机工葛成为领袖，众人在玄妙观宣誓，城内机工听说后纷纷向玄妙观云集，短时间内就汇集了一万余人。为了扩大身势，葛成将这一万人分成六队，众人身穿白色短打，手持木棍从苏州城不同的方向向税厂走去。为了行动的针对性，葛成严明纪律，禁止众人抢劫市民财物，据《五人墓碑记》记载，当队伍行进到灭渡桥时，正碰上孙隆下面的税使黄建节指挥手下在向商贩收税，众人一齐乱打，顿时将黄建节乱棍打死，接着，又打死另一名税官徐怡春。然后，队伍又奔到协助收税的地方官汤莘、丁元复家，纵火烧其屋。葛成严明纪律，
缫丝的缫车比元代更精良和完善，已研制成功一人执，二人专打丝头，二人主缫的大缫车。《天工开物》记载的花机高一丈六尺，由两人共同操作，提花小厮坐在花楼上提花，织工门楼下织丝，两人配合可织出各种花纹的丝织品。福建织工林洪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织机 ，叫作改机，把五层经丝改为四层经丝，从而织成比过去更细薄耐用的新品种。而棉纺织工具如搅车、纺车、织机也均有改进。元代搅车二人掉轴，一人喂上棉英，用工多、效率低。明代各种新型搅车，乃句容式，一人可当四人；太仓式，两人可当八人。有的地方还使用水力纺纱车。我们知道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蒸汽机的发明、应用为标志，而蒸汽机的开端却是以18世纪珍妮机的发明和应用，而前面所讲述的这些16世纪的明代纺织机器无疑比珍妮机的纺纱效率提高百倍，这些都使得工业革命在16世纪的明王朝已经出现，而这一切都是由于城市化和海外市场扩大的结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经开始解体。
纺与织分离，甚至是织与耕分离。农村人口在减少，城市人口在扩大；宁静在农业文明在衰退，喧嚣的工业文明在兴起。社会的生产组织形式发生变化，分工与协作越来越取代零散与个体，所有这一切无不显示出工业革命的特点。
与城市化进程和生产工具革新相伴随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城市寻找工作，大片的市镇在江南一带拔地而起，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城市集中，从而带来消费品市场的进一步扩大。你来到任何一个城镇，都可以找到当地的同乡会或者人才中介所，将黄册压在那里，有人帮你找工作，而且这种同乡会所或者职业介绍所还能够提供简单的住宿和饭食。
在每个市镇里都有行会，瓦匠行业有瓦匠行会，丫鬟行业有丫鬟行会，脚夫行业有脚夫行会，织工行业有织工行会，他们定期碰头开会，交流信息，制定行业最低工资标准和工伤补偿标准，或者联合起来罢工对雇主施压，明朝把这种说法叫作“奴变”，在这种强大工会组织的压力下，当19世纪的美国工人还在为每天8小时工作制奋斗的时候，在17世纪的明王朝，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失业救济制度和破产保护制度，以及劳动保护行规。
《明神宗实录》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
万历三十一年正月，黧面短衣之人，填街塞路，持揭呼冤。今者，萧墙之祸四起，有产煤之地，有做煤之人，有运煤之夫，有烧煤之家，关系性命，倾动畿甸。
原来这件事情讲的是北京西山煤矿的矿工在天安门前散步的事情，因为万历二十六年，皇帝派了一个叫王朝的宦官前往西山收税，此次矿工游行就是因为征税事件引起的，矿主为了少交税，将矿工工资压低，又将矛头往矿监身上扯，并煽动工人游行以向当局施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17世纪前后的这场反对矿税的斗争，不光是地方官员和资产阶级参与进来，而且是具备雇用身份的无产阶级工人也参与进来，从而使得这场斗争彰显出了一种大的社会变革。而万历二十九年的那场苏州民变无疑将这一切推向了顶峰。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苏州税监孙隆开始向机户收税，规定每机一张，税银三钱；每缎一匹，税银五分；每纱一匹，税银两分。按照一两银子等于十钱银子，一钱银子等于十分银子的比价来算，再加上丝绸较高的售价，这点税根本算不上什么。但对于长期习惯于低税率的机户来说，他们却无法忍受，于是便纷纷关闭门户以示抗议，这样导致苏州城内一万余名的织工、纱工、染工失业，失去生计的这些雇工很快将矛头对准了税监，而不是他们的雇主。在封建体制还没有解体的情况下，在工业革命还没有开展情况下，在大型手工工场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劳资双方的矛盾还没有到普遍与尖锐的程度，或许他们还要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封建的世袭体制，无论这种方式是柔性的，还是革命性的，它都能够反映17世纪明王朝所产生的那种悄悄裂变。
六月初六，机工徐元、顾云、钱大、陆满带领二千人推昆山机工葛成为领袖，众人在玄妙观宣誓，城内机工听说后纷纷向玄妙观云集，短时间内就汇集了一万余人。为了扩大身势，葛成将这一万人分成六队，众人身穿白色短打，手持木棍从苏州城不同的方向向税厂走去。为了行动的针对性，葛成严明纪律，禁止众人抢劫市民财物，据《五人墓碑记》记载，当队伍行进到灭渡桥时，正碰上孙隆下面的税使黄建节指挥手下在向商贩收税，众人一齐乱打，顿时将黄建节乱棍打死，接着，又打死另一名税官徐怡春。然后，队伍又奔到协助收税的地方官汤莘、丁元复家，纵火烧其屋。葛成严明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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